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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作科举，又被称为贡举、选举等。科举主要分为常科与制科两大类。常科按照常规定期举行，大致相当于现在每年定期举行的公务员考试。制科则由朝廷临时设立名目，并无定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遴选或者领导干部选拔考试。科举考试的具体科目繁多，但到了明清时期，常科只剩下进士科了，制科也极少举行。
从隋朝大业元年（605）设置进士科开始，也有说从大业二年（606）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实施了约1300年之久，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科举社会”。人们非常重视科举，例如唐代人非常推崇进士，很多宰相是进士出身，所以进士被称为“白衣卿相”和“白衣公卿”。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自称一生有“三大遗憾”，排在首位的就是非进士出身。就连唐宣宗也十分羡慕进士的荣耀，自称“乡贡进士”。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录取名额大幅增加，应举已经成为士子做官的主要途径。理学家朱熹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
宋代的名人显宦很多是进士出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包拯、黄庭坚、文天祥等。
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到了顶峰，但在烂熟之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朽与终结。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下诏说：“使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要求帝国的官员都从科举考试中选拔，没通过科举考试就不能做官。这种“逢进必考”的严格要求尽管未必能得到切实地执行，但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与导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读书人都把考中科举当作人生莫大的荣耀，“学而优则仕”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验证与实现。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被称为正途，其他途径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含金量缺乏，政治资本不够，仕途的潜力与后劲不足，被人瞧不起。明末清初的著名小说家李渔慨叹道：“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
此处的“帖括时文”指八股文，又称之为制义、制艺、八比文、四书文、帖括、经义、举子业等，是明清两朝最主要的科举考试文体，极其讲究形式，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许多读书人唯科举是从，自幼苦读，年复一年参加科举考试，即使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不愿放弃。例如，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屡试不第，“五十余尚希进取”，七十一岁高龄时还去补为贡生。
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与红学家蔡元培 曾是一位科举成功人士
科举在1905年寿终正寝。科举曾被我们视为黑暗腐朽的标志，长期遭到斥责与批判，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意识。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不知科举为何物。其实，现代史上有很多名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曾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北京大学校长。他也是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著有《石头记索隐》，影响很大。令人感慨的是蔡元培也是一位科举成功人士，他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79—1942），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曾参加过童生考试中的县试，他的爷爷周福清在同治十年（1871）考中进士。但因为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屡试不第，周福清想通过行贿舞弊来帮助儿子中举，不料案发入狱，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周家一落千丈，对鲁迅的人生经历与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科举还“出口”到国外，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邻近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效仿中国开设科举。尤其是越南，到1919年才废除科举。今天，越南的高中毕业学历称为“秀才”，大学本科学士学位称为“举人”，博士学位称为“进士”，越南社会科学院称为“翰林院”，就像我们今天称呼高考第一名为“状元”一样，还留有浓厚的科举印记。
古代朝鲜的科举考场——丕阐堂
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也受到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示，而当前我们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则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古老的科举考试又以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影响着当代及未来的中国。
近些年来，我们开始理性反思，发现科举并不是一无是处。它有一些缺陷，但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与发掘的价值。孙中山先生曾在《五权宪法》中赞扬科举制度公平公正、昭若日月，他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的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他的观点促成了民国考试院的建立。
当前，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学者甚至呼吁建立“科举学”
。社会大众对科举话题也越来越感兴趣。由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南京的江南贡院改扩建成的中国科举博物馆于2014年8月11日对外开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民众的科举兴趣在古代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高度繁荣的明清小说当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浓厚的“科举情结”。古代小说与科举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科举对古代小说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古代小说也生动、真实、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丰富与传播了科举文化。这些生动、鲜活的小说故事是枯燥生硬的历史资料所不能比拟的。
本书力图通过生动有趣的小说故事来反映科举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在小说故事中展现精彩纷呈的科举场景与形象可感的科举器物，让大家去设身处地地感受科举士子的生活与梦想。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设置为：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科举对古代小说在作者、题材、艺术与传播四个方面的促进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小说故事来展现科举考试的场景及流程；第三部分通过小说故事来展示考篮、贡院、八股文选本这三种有代表性的科举器物与设施；第四部分通过小说故事来体味科举士子在功名追求中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以及这种人生追求对社会心理与阶层流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第一部分是理论概述，后面三个部分从我们常说的制度文化、器物文化与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来认识科举。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古代科举的完善与繁荣是在明清时期，文举的影响远远超过武举，因此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明清时期的文举，适当涉及明清之前的科举以及武举。同样，古代小说的高峰期也是在明清时期，本书所用的小说故事也主要采自明清小说。
在中国实行了约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虽然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它的身影依然清晰，它的很多痕迹还遗留在我们生活与思想的各个角落，让我们在陌生、疏远中却又感到熟悉、亲切。如果时空能够倒流到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或许正在努力准备科举考试，右手刚刚放下急需苦读的“四书五经”与八股文，左手就摸出一本小说偷偷翻阅几页，愁眉渐舒，不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就让我们在这种情景想象中，去领略古代小说与科举的奇特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