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小说 对谈：理解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纵深

关键词：王十月

主持人按语

本期探讨的作家是王十月。谈论王十月，批评家谢有顺的一段话是绕不开的：“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和散文，无不饱含着他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以及他对现实的观察、对他人的同情。面对现实，他有严厉的审视，也有精微的雕刻，他渴望介入当下社会的一些侧面。现实主义是作家的生存处境，也是他所无法选择的语言处境。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这篇文章的标题叫《现实主义者王十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意思：一个是对现实的观察，一个是现实境遇的卷入，一个是渴望对现实的介入。这三个关键意思体现出现实的多个层面与维度，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定会抵抗现实的扁平化。作家王十月及其文本所塑造出的现实主义者形象是有丰富层次感的，实际上这非常独特，并非所有与现实关系紧密的作家都能写出有现实感的作品。（陈培浩 王威廉）

作家王十月

廖伟：有很长一个时期，作家王十月身上都附着一个“打工作家”的标签，这个标签描述着王十月成为专业作家之前的种种经历—这个标签的首创者，可能有这样的考量：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工作，再经由不懈努力，由一个打工仔变成专业作家，似乎实现阶层跨越，既有一些打工题材的作品，贴一个标签加以概述，又显示出王十月作为作家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这样的标签的实质意义有限，甚至容易造成刻板印象，描绘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指证还是他/她的写作创造力。

我更愿意用“现实主义”这个老旧的词来描绘王十月和他的作品—这个词当然不能负责概括，但指示了他的写作重心和作品风格—尽管他写出了一部令人佩服的科幻长篇《如果末日无期》，这个作品我稍后会谈到。了解王十月是从短篇小说《战栗》开始的。这个短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讲述一对农村夫妇因为打工儿子的死，他们跑到城市里领取赔偿前后遭遇到的一切：被人算计只拿到丁点的赔偿金，还差点被坏人抢夺走。遭遇种种嫌弃，连骨灰也没有保住。结尾处突然杀出一个白影尖着嗓子说，我是鬼。这里有近乎魔幻的笔法，更为精彩的一笔随即扑面而来——“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安慰女人说，别怕，是鬼。女人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人呢。”墨迹戛然而止，整个故事一气呵成，既流畅又老辣。有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应该很快会想到那个现实主义大师的名字—契诃夫。是的，这个短篇笔下的生活是粗粝的而非精致的，人处于命运的困境，作品对存在困境的揭示与命运的思考，让人不由得想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一个作家获得虚构权力的前提是“对生活有所发现”，对现实的困境和存在的理解，做出高一层的思考和表达。王十月有一些“寓意深远、能指丰富、充满后现代色彩”的寓言式小说，也有贴着现实写的现实主义风格鲜明的作品，如长篇小说《无碑》被称为是一部“无限接近真相”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何种样式的作品，我们都能看到王十月对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对生活的荒诞与人的困境的发掘。作家的这种努力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科技的巨大进步提供了升维的思考视角，也让作家们必须面对新的现实。这是一种具有新内涵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看到，有不少倾心于现实题材的作家开始将目光从现实的尘埃中抬起，看向遥远的未来—写作升维，借助未来的可能性理解当下，寻求困境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十月推出了自己的科幻长篇小说《如果末日无期》。这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作家努力撕掉标签的举动？尽管被定义为科幻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哲学意味浓厚，一点也不“虚幻”，反倒是在赛博空间内结实地在处理“人的问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主人公今我的说法，这是“未来现实主义”。关于这部小说的解读有非常多，在此不赘述。就我的理解，《如果末日无期》最为可贵的努力是向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型——循环封闭的圆形时间（非线性）、层层嵌套的虚拟空间（非单一、非实体）、可以穿越多重本体世界的主体（非固定）、互联的蜂巢思维矩阵（非独立）——虚实相生的多维层叠交互的存在模式。

在这样的存在模式之中，人生并不是虚无的、一脚踏空的，善恶因果依然逻辑森严地运行着，由此朱小真的善良得到了始料未及的奖励，作恶多端的安德鲁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人与人依然要取得和解，今我穿越回过去，目睹祖母小真的心酸故事，理解了父亲朱元一，最终解决了叛逆的问题。而不管是在元世界、子世界、〇世界，无论人物如何化身转变，都尊奉着最崇高的价值选择—爱，甚至获得永生都无意义，人类最伟大的品质依然是爱。在《如果末日无期》也努力揭示很多难解之题，比如永生与幸福的悖论，而爱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解药。这部小说里，王十月对时间可能性的表述非常着迷（不是胡思乱想），这也是我十分欣赏的，优秀的小说家眼里永远不止当下，他/她可以尽情操作、设计时间，以至于无所不能。对于这部小说，我愿意献上十分的敬意，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尝试回答“生命”这个根本性问题时所做出的努力，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必须要勇于面对“我是谁”“世界究竟如何”“生命有何意义”这些笨重的终极问题。

陈润庭：谈到王十月，总不免要提及打工文学。作为曾引起热议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的热度已经渐渐退去。每每一个文学现象退潮之后，总留下许多问题与作家个案，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检视。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十月十六岁初中毕业之后，便在国内武汉、广州等多座城市打工，做过流水线工人、编辑、调色工等多种工作，拥有丰富的打工经验。近几年，王十月开始拓展自己的写作题材，关注点由当下走向未来，出版了科幻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在王十月写作的守与变之中，我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是，“变”是如何发生的？“守”的又是什么？

与底层叙事接续现代文学的左翼文人传统不同，打工文学格外强调创作主体的社会身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户籍制度随之松动，无数人南下务工成为“打工人”。一个新的社会身份的诞生，背后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一言以蔽之，打工文学指向“身份”，又指向“内容”。它是“打工人”的同层书写，不是知识分子文人阶层对打工的想象。王十月早期的作品，参与建构了打工文学的典型与限度。在短篇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天右与何丽饱受出租屋隔壁男子的磨刀声困扰，两人为此劳燕分飞，天右还因为失神恍惚造成工伤，左手四根手指被冲床轧断。后来隔壁男子搬走了，但磨刀声却未停歇，只是天右成了新的磨刀人。在这篇小说里，磨刀声作为底层生活危险与脆弱的隐喻，令人印象深刻。彼时的王十月，在磨刀声之中，寻找着结构打工人生命感受的方式。

展现生活仅仅是开始，对于王十月而言，文学书写的力量或许还在于发问，向当下的社会发问。在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中，王十月以“收脚印”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王端午在一步步“收脚印”的回忆里，问题也逐步收拢，聚焦。诚然，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也带来了贫富不均。那么，获利者与成功人士，可以心安理得吗？提问的同时，王十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孔飞力在论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移民时，将移民潮分为内外两个部分。一是以内陆出发，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移民；二则是从中国大陆出发，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与这两股移民潮相对应的文学，便是新移民文学与打工文学。二者之间，都以书写迁徙带来的移民生活，作为自身的文学招牌。王十月的文学之旅，其实也始于移民的迁徙。因而，“收脚印”的回溯，既是构成小说叙述的时间形式，也是王十月向自己发问的方式。这一发问，看似指向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同时却也指向创作主体自身文学的发端，具有某种自反性。

王十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将其称之为“原罪”。可以说，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也是“罪”的探讨。小说的核心设定是一个拖欠了工人工资的厂子，接到一笔20万面美国国旗的国家订单，要求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戏剧设置，加剧了本就已经十分紧张的劳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出现过的“刀”，又重新登场了。小老板接到了要求限时清付工资的匿名信，随信而来的是一把带着威胁意味的水果刀。如果说隔邻霍霍的磨刀声是打工生活之下潜藏的暴力欲望，那么，在《国家订单》这把刀已经亮了出来。它是打工人无奈的铤而走险，在对强者资方进行威胁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了自己地位的被动。匿名信是张怀恩所寄。小说中最为深刻的一点在于，张怀恩“亮刀”之后，这把刀并未刺向小老板，反而成了悬在自身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张怀恩在心怀愧疚与惴惴不安中亡命加班，并最终导致了过劳死的悲剧。然而，在小说中，作者并未将张怀恩的死简单归因于资方小老板，而是在更复杂的情境之中探寻这一悲剧的诞生。不将个体的悲剧，简单地归责于资本或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企图从自身的性格悲剧之中寻找原因。这或许是对打工文学的“背叛”，但也恰恰是因为这种“背叛”，使《国家订单》超越了许多打工文学叙事背后二元对立的阶层框架，朝着悲剧更为深刻的起源去探索。底层打工生活始终是王十月小说最为重要的题材，但这不意味着其写作止步于打工文学的藩篱。相反，对自反性的原罪的发现与承担，对于生活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正视，让王十月的小说把打工文学变成起点，走向“文学是人学”的广阔道路。

阮雪芳：睡前听书，熄灯，四下安静，听至《透明的鱼》，猛坐起，一身汗。那个赤足奔跑在雪地里的叫“孝儿”的男孩，从小说时空一下子闯入我的时空，毫不商量，将他的冰天雪地，旋卷进这个盛夏之夜。呼哧—呼哧地，他奔跑着，在回家的路上，似乎永不停歇；男孩怀里的红鲤鱼扑腾着，晶莹剔透，他的胸腔由此变得透明起来。恍惚之间，过去即未来，虚拟即现实，我所处的深圳时空被干预、被入侵、被打乱：微光的白雪、温暖的亲情，以及男孩怀里透明的鱼（如同鲜活的理想），所有这些，都使我身处异乡的孤零零的暗夜，明亮了一些。

这是之前读王十月《荒野》的记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没有哪一本书这样生猛地进入我的大脑、我的内心，在生命里唤起的情感波动如此强烈而且持久。

《荒野》收录了王十月的中短篇小说《烟村故事》《喇叭裤飘荡在1983》《少年行》《关外》《寻根团》等，以生活的深度景观，实现对时代生存的思考和勘探。

王十月笔下的乡村，既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意义上的生活空间，呈现自然生态，恬淡又丰盛；也是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引力波影响，投射出脆弱又坚韧、孤独又宽阔的生命场域。如《喇叭裤飘荡在1983》几乎就是因一个看似不相干的城市流行文化符号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乡村少年。《烟村故事》写得像清风，也似陈酒，凛冽苍凉、广阔丰沛。开篇《湿地》，风、芦苇、夕阳等景象，以及翩翩起舞的白鹤，宛若仙子点缀在烟村氤氲的湖面，像一幅恬静的水墨画。小说讲述老实憨厚的烟村汉子马三才，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以逃离的方式来守护乡村。马三才的妻子在女儿草籽死去后，进城打工并且一去不返。草籽怎么死的，故事没有交代，只是用出现在湿地的白鹤作为隐喻。十年后，摄影师杨离来到烟村，被湿地和白鹤迷住了。杨离拍鹤却不见鹤，这是个有意思的隐喻。《绿衣》用朴素简洁的叙述揭开女性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的命运。将底层女性对爱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带进一个无法逃脱的巨大转盘，而女性的无知、隐忍与默许加速了这种无限轮回。读毕，一股巨大的悲凉感从心头升起，久久萦绕不去。

《荒野》作为王十月审视现实的一个向度，重返乡村生活之美，自然的、人性的、诗意的，轻烟一般朴素旷远；又呈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生存的多重反思。在人物的命运里，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那是来自时代背后的不可抗力。其实，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何曾不是这样被裹挟而去，淹没其中。

廖令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早期，特殊的历史和时代，特殊的城市和社会形态，特殊的发展逻辑和增长路径，特殊的人群集聚和生活方式，蕴含着一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南方”。我认为，当中国的东南地区，特别是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以及海南等地区，在改革开放拉开城市化工业化大幕之际，在千万打工者背井离乡去那里打工挣钱、追求梦想、坎坷挣扎的浩荡洪流当中，南方叙事就应该登场了。

王十月是南方叙事一个最好的样本，因为他不仅是特殊时代中“南方”的亲历者、观察者、见证者，也是“南方”的虚构者、摧毁者、忏悔者。在他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冲床的人》《国家订单》《变形记》《在深圳的大街上撒野》《不断说话》等作品中，南方工业生活的现场历历可观，从中可以窥见千万打工者的命运、精神和情感遭遇，也可以窥见大时代中小企业小老板的生死沉浮。

《无碑》是一部全景式的、颇具史诗情怀的叙事作品，它基本囊括了南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演变历程，是南方叙事的“底色”。《寻根团》则反观了故乡—南方的所来之处和反向之地—对于南方叙事而言，它是必须的，若没有“所来之处”的观照，就没有“所去之处”的源泉。这里没有用“城”与“乡”而采用了“来”与“去”，因为我觉得后者更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找到对应。

我要重点讲的是王十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从2010年开始构思写作，2015年完稿并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的、典型的、深广的南方叙事作品，分量十足，可惜人们忽视了它的重要性。在王十月的创作中，如果要说出一部能够经典化的作品，我会选择《收脚印的人》。

小说始于一场审判，“我”向人们陈述所亲历的却被遮蔽的“南方”故事。小说也始于一种楚文化的乡村民俗传统，人在临近死期前半年或者前一两个月，成为收脚印的人。每天晚上，别人睡着之后，他会把一生所走过的脚印收集起来。“我”就是这个收脚印的人。所以，小说拥有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视角，它们相互穿插、交融、碰撞，形成了如同赛尔乔·莱昂内导演的电影《美国往事》那样迷人的风格。《收脚印的人》以超凡的写作勇气深入到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裹携的种种问题中去，又以这种勇气写下“我”是如何以“忏悔”来实现个体的完成，就像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大师作品呈现的那样。王十月笔下早期的南方工业成长景象野蛮粗放、光怪陆离，又惊心动魄。“南方”滥觞于“东南西北中，打工在广东”的历史语境，“南方叙事”开始于到南方打工的年轻人痛苦和无奈的遭遇，以及他们在南方城市与故乡之间的挣扎与迷茫。

打工文学中，我们常常感受到苦难和动荡，倾听到底层命运的悲歌，这是文学的见证。但王十月对南方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书写，达到文学的另一种高度和深度。南方的文学只有出现了这样的宗教性的完成，才能称之为南方叙事，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南方叙事。因此，我认为《收脚印的人》应该更进一步，借助作品的经典化，将南方叙事嵌入到当代文学中国的叙事结构当中。

林培源：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王十月，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身上有太多的标签：农民、打工者、专业作家、文学期刊编辑、画家……但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及他作为一个着力于书写和描绘改革开放历史的“作家”来得鲜明。我们知道，作家的经验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经验；一类是间接经验。从小说与经验的关系来看，王十月在社会生活中的摸爬滚打、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等人生阅历，成为其小说书写的直接经验，以这些社会经验为“温床”，他创作了诸如《31区》《无碑》《米岛》等现实主义长篇力作，以及《开冲床的人》《安魂曲》等中短篇小说集；但近些年，他对量子物理学、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等的关注，赋予他一种跨越经验边界、拓展创作疆域的“再生产力”，这些从书本、科技知识话语里获得的“间接经验”催生出他的“科技/未来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在这部小说里，他思考人类与纳米机器人结合之后，作为“人机合一”新物种的未来和命运，力图通过这样的书写来铸造崭新的宇宙模型，开拓出新的文学类别。

对于这两种建基于不同经验之上、呈现出迥异叙事风格的作品，我们或许不应该割裂开来对待，而应该将它们视为王十月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社会现状做持续勘察和思索之后的文学产物。进一步说，不管是采纳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标榜“科技/未来现实主义”，其实都出自作家高度统一的意识世界和文学观。不同类型的作品，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忽略其中任何一面，都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若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开启的工农兵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肇端，那么，实际上它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年历程，其中所包含的文学形态的多变、时期划分的复杂以及思想论争的频繁，早已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在这样的历史视域里观照王十月的写作，我们会发现，他所创造的两种现实主义，恰好成为衔接“新时期/改革开放”与新世纪以降的不同历史时段的“桥梁”；而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以王十月为代表的这一派作家的作品，也是我们观察个体经验与社会史如何相互“打通”的绝佳样本。

许泽平：王十月身上有一股对生活的较真劲，他涉及现实部分的写作，经常是刀刀见肉的，仿佛不从现实中剜出点什么，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一样。他多次在创作谈里讲“文以载道”的理念，提倡一种贴心的、有大情怀的写作：不仅度己，而且度人；面向天下，心怀苍生。他说：“如何穿越这纷繁复杂的生活表相，去发现世道人心的真实图景，对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

其实不仅对70后这一代人，对所有写作者，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王十月早年漂泊坎坷的打工生涯，让他能近乎天然地对现实的困境保持着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他的许多作品，与其说写的是打工一族的苦难，不如说，打工者只是王十月体察人世困苦的一个视点，在其中，他人的和自己的生存困境被作为抽丝剥茧的对象，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被不断地还原。

《国家订单》中，王十月超越了道德批判，把小老板、李想、张怀恩、周城、阿蓝等人平等地放在人物自己的命运里。小老板并非天生的压迫者，他也是从一个打工者一步一步奋斗才成了小厂的老板，他内心里还体恤着工人的辛劳，但在工厂濒临倒闭、大单突然降临之际，他还是选择了让工人连续五天不眠不休地加班，最终导致了张怀恩的死亡；而张怀恩作为一个最开始寄刀子给小老板的讨薪人，在小老板的恩威并济下，拼命干活，最终累死在工厂的一隅，等到尸体发臭了才被发现。在《国家订单》中，王十月试图讲述“每一个人物身上特有的命运旋涡”，人物不再是平面化的纸上之物，不再是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物。王十月在这里有一种更高的野心，他希望超越小说的局限，而把人心和人性难以言说又极为深邃的那部分展示出来，以此来直抵现实人生的内在困境。

这些特点，在《九连环》《不断说话》《收脚印的人》等作品中有进一步的体现。《九连环》中，所有的故事环环相扣，六指为了小伍，立志改邪归正，但最终还是因为勒索被吴一冰误杀，被装入蛇皮袋中弃尸荒野；《不断说话》中，“我”沉浸于一种不可排解的孤独中，甚至连妻子都不能辨认（她是一个“五官模糊的人”），故事的最后，不想跳桥的“我”爬上了忘川桥；《收脚印的人》中，“我”为当年没有勇气站出来解救打工妹陆北川而深深懊悔，甚至准备在去世之前找到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复仇。王十月的这些作品，往往从人物的细小之处进入，还原生活的荒诞，个人的苦难往往在人物的性格逻辑下，走向一种无可挽回的结局，充满着悲剧性。

在后记里，王十月提到，写完《收脚印的人》之后，他大哭了一场。这哭，我想，他心里确实是装着天下和苍生的。

陈培浩：王十月的写作从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起步，但他很快展现了跟一般打工文学写作者的不同。

21世纪初，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浮出历史地表，自有其社会学的因由。然而，借着思潮出道者，如果不具有内在的独特性，很快就会在思潮退潮时随之消逝。底层文学书写底层的苦难，显示对社会正义的呐喊和执着，但某些也陷入了“痛苦比赛”的怪圈。王十月凭《国家订单》而获得鲁迅文学奖，并非没有道理。打工文学数以万计，何以《国家订单》能脱颖而出，主要在于这部作品有大视野。它将一个东莞普通工厂的生产置于错动的国际关系格局之中，其格局便为一般打工文学作品所不具。王十月清楚地知道他的写作该往何处去，打工文学的框框不能将他框住，他其实拥有十分博杂的阅读胃口，他对历史的兴趣，他对人文在今天时代命运的思考，都使他日后写出《如果末日无期》等一系列人文科幻作品显得顺理成章。

王十月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立场，谢有顺评王十月时用的题目便是《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同样，写作科幻作品，在王十月那里也是现实主义逻辑顺流而下的结果。他说：“我写科幻文学的原因，首先是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几年前的科幻变成了今天的现实，作家理应直面这一生活。”“我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让我在写作时，一直将如何书写当下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并非易事，它意味着作家既要始终保持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又要保持艺术上的创造力，以艺术的调整来应对现实的变化。换言之，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套定型的可供按图索骥的教条，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对生活和艺术有双重的发现和推进。因此，将自己定位为现实主义者的王十月的写作前景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王威廉：作家王十月的经历极为复杂，他并非按部就班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作家，他早早就步入社会，从底层的打工者到杂志的编辑，再到省级杂志社的主编，可以说，他对中国的现实确实有着立体的切身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至少在他的早期阶段，因而个体跟现实之间的张力会绷得很紧，这就是被现实境遇卷入。那么，他渴望对现实进行介入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他看到了许多的不公，许多的悲剧，也有许多的发现，作家对他来说，是一种希望所在，他试图用文字及其文化的力量去多多少少改变现实。

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国家订单》就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现实视野。这部小说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既非完全站在打工者那边，更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一边，他写的是夹层中的“小老板形象”。他敏感觉察到，在能动性的意义上，改革开放初期是无数小老板的努力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他的长篇小说《无碑》在手法上颇具古典小说的意味，呈现出打工者一段细腻的生活记录。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古典小说的色彩有些淡化现实的“当下性”，但就整体而言，在生活史的意义上，所谓“打工文学”无出其右者。实际上，王十月的写作类型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面相，很早他就写有先锋的、现代的文本，只是他被打工作家这样一个身份所限制，让批评家的解读过于侧重于这个面相。近年来，他推出的长篇科幻小说《假如末日无期》，带来了他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丰富的学识。他不完全依赖对于现实的观察，已经将个人的体验与知识文化的思考结合于一体。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文学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教育。其实，他的散文也写得好，尤其是有好多篇是作家的心灵与现实在血肉相搏。比如，他的散文《关卡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就极为深刻，他写了当年打工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要进入深圳需要经历怎样的层层关隘；然后他制作过现代人使用的各种卡，当时恶劣的环境以及卡对于身份的确认与束缚，都让人触目惊心。他说“卡”像是一枚弹片，嵌入到他的肉和骨当中，至今仍在他体内隐隐作痛，会终其一生。无疑，这些大时代的个人记忆是不能被遗忘的，是需要被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