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之杨四郎延辉
在1949年之后的30年中,京剧《四郎探母》的命运是颇具传奇性的,生和死瞬间变换,飘忽不定……掌控着全国各京剧院团存在和殒灭的文化领导部门,以及那些有着绝对话语权的为数不多的京剧评论家、京剧史研究家们也对之阴晴不定,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忽而阳光灿烂,忽而风雨雷电。在上千出京剧传统剧目中,如《四郎探母》般命运多舛者恐怕不多。那么,为何会如此呢?
需先从《四郎探母》的故事情节说起:宋辽交战,宋将杨继业之四子杨延辉被俘,改名木易,被辽主萧银宗(太后)招为驸马,与其女铁镜公主成婚。十五年后,宋辽战争又起,辽将萧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要与宋军决战。宋太宗亲征,杨母佘太君押粮运草来到雁门关。杨延辉思母心切,欲乘机探望老母,因关口盘查甚严难以如愿而寝食不安,被铁镜公主盘问得出真情。铁镜得知丈夫是杨家将,反而十分敬重,愿盗来萧太后令箭助其出关探母,但又怕他一去不返,等四郎发誓见母一面连夜返回后,方才盗来令箭。四郎出关来到宋营,得与母、妻、弟、妹相见,悲喜交集。四郎恐误令箭交还期限,害了辽邦妻儿,一通大洒悲痛欲绝之泪后,又连夜返回辽邦。萧后已侦知原委,擒拿四郎并欲将其斩首,经公主与二位国舅哀求,四郎获救,再派其镇守北天门。
该剧略取材于小说《杨家府演义》第41回。小说此回有木易驸马请令往九龙飞虎峪,暗中将粮草偷运送给宋营情节,然并无关键的探母并复返之事。京剧《四郎探母》要比小说好看多了,情节跌宕曲折,悬念环环紧扣,主线突出,但绝不单薄,令人目不暇接。全剧包括《坐宫》《盗令》《出关》《见弟》《见娘》《哭堂》《别家》《回令》,是一出历史悠久、唱做并重的优秀传统剧目。无论从内容、音乐,还是表演上都具有独特的表现力。
从内容上看,宋辽两国国君都来到前线,大战一触即发,可是剧作者并没有写战火硝烟,磨刀霍霍,而是写了一个战俘怀念故国及亲人的痛苦和乡愁,以及用尽气力去探望故国亲人的炽热情感,还写了不得不咬牙返回,并哀求自己岳母希望生存下来的怯懦……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剧作者笔下的杨延辉是个多侧面的人物,而且内心世界是复杂的、深刻的、人性的,也是与众不同的。
而在艺术性上,这也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上佳剧目,尤其在音乐唱腔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全剧无一句二黄唱腔,全部以成套西皮唱腔贯穿。其中唱腔最丰富、最悦耳动听的是《坐宫》一折。杨延辉上场后先打[引子],念[定场诗],然后是大段自叙过去历史的念白,这些白口看似无用,然而却是对演员念功方面的极大考验。京剧讲究“千斤话白四两唱”,要念出抑扬顿挫,情感韵味,是很要功夫的。接下来是一大段舒缓的、讲究味道的[西皮慢板],再转节奏较快的一段[二六],要求腔腔不重,水滴石穿,一气呵成。公主看出丈夫心事,“四猜”用的是绝不重样的四句[慢板],这是旦角唱上的重点。下面即转入最精彩的生旦对唱[流水],字头咬字尾,用顶针续麻法,字字喷吐有力,句句变化有致。最后是观众早就期待的“叫小番”的嘎调,这一句,必须丹田气足,直冲霄汉,才能赢得满堂的喝彩声。而下面杨四郎的《讨令》《过关》《被擒》,所唱几段[快板],则要快而不乱,淋漓尽致,充分揭示杨四郎的急迫心情。与六郎弟兄相会,一句“弟兄们分别十五春”响遏行云、激情万丈,把生死未卜、再度相逢的澎湃心情完全凸显出来。接下来的《见娘》《哭堂》《别家》,唱腔随着情节和人物心情的变化,一反此前的激昂慷慨,而变得低回婉转。几段[反西皮],唱得幽咽凄美,令人泪垂。然而在《回令》中,应该说老生的唱腔相对是比较弱的,尤其是一句带有滑稽唱法的“我的丈母娘呀……”似乎丢了杨家将的傲骨家风,同时这也和全剧的风格略有出入。
此剧表演中对程式的运用也可以说是达到化境,尤其老角谭鑫培,及后来者谭富英、马连良等,均可大书特书,此留待后面评述。
如此一出佳剧,为何命运坎坷?原因是,内容犯忌。罪证一,杨延辉卖国投敌,被俘而不肯就义,贪生怕死成了叛徒,不去狠批反而歌颂他,是混淆大是大非界线;罪证二,杨延辉之母、之弟、之妹、之侄(即杨宗保),均是宋军重要将领,不去制裁叛徒,反而哭哭啼啼,并放其返回敌营,阶级立场不坚定,敌我阵营不明;罪证三,这出戏有较高的艺术性,但判定是一出典型歌颂叛徒哲学的坏戏。按当时批判文学的定义:越是思想内容有问题,越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就越是反动,就必须对这出戏专政,于是该剧连遭禁演。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这是第一次遭禁;1956年,挖掘传统老戏,准许《四郎探母》重登舞台,然1964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之前,这出戏再度退出京剧舞台,并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偃旗息鼓,绝响于梨园,这是第二次遭禁;“文革”后,恢复传统京剧,但这出佳剧依然身戴枷锁,不得出笼。1980年,当时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班王蓉蓉、李宏图、郑子茹、陈俊等青年学生曾演过这出《四郎探母》,上座奇佳,一票难求,但又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依然认为该剧是坏戏,于是《四郎探母》第三次被禁演。所庆幸的是,这第三次禁演时间不长,该剧就被开禁,至今一直被全国各京剧院团广泛演出,每逢重大节日和传统时令也必见到它的身影,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出不可或缺的好戏。
如今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杨延辉的叛徒问题呢?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曾将宋辽交战认为是两个国家的纷争,杨家将和辽的征战是保家卫国。然而当下绝大多数专家已经修正了这一错误定性。历史上的宋辽之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内部纷争,和合一体的民族团结是人心所向。何况,杨四郎虽然做了辽邦驸马,但15年间隐姓埋名,并没有为辽邦带过一兵、打过一仗、献过一策,而是经常思乡念母,甚至听到母亲来到前方,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望。抛开这一层不讲,在这出戏中,又多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杨延辉对母亲的孝,对兄弟姐妹的爱,对原配妻子的愧,对铁镜公主的诚信守诺,这种价值观都是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的。又如铁镜公主,她也没有妄自托大,面目狰狞,而是在得知自己的丈夫是杨家将后,反而更加尊敬他:“走向前重把礼见”。而作为敌方主帅的萧太后,也没有赶尽杀绝,她念及翁婿之情义,骨肉之血脉,也宽赦了“罪犯”。如此种种,似乎就为宋辽交好铺垫了良好氛围。在历史上,宋真宗朝确实有过宋辽议和结盟的史实,这就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和辽邦签订的澶渊之盟。从当时宋、辽的实力看,双方军事实力均衡,谁也难以吃掉谁,所以在政治上互相妥协而签订了这个合约,给双方,特别是宋辽边境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宋)大赦天下,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二。诏边缘毋出境掠夺,得契丹马牛悉纵还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有人统计,从宋真宗景德年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百余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为双方百姓争取到休养生息、和平共处的环境,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正因如此,在京剧舞台上,有关杨家将剧目,前期大量书写杨业父子与辽邦厮杀血拼的战争,而后期则多写宋与辽、萧与杨的妥协与和解。如除《四郎探母》外,还有一出非常享名的叫《南北和》(又名《雁门关》《八郎探母》)的连台本戏,也是这个主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史实作依据,才不断产生这样的文艺作品。
历史上还真有杨四郎,宋史《杨业传》载:“业杨令公即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即杨延昭,因避圣祖讳改“朗”为“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这其中的延环就是戏中的杨延辉杨四郎。这是六个儿郎,还有一个先杨业战死的儿子“延玉亦殁焉”,共七个儿子,与小说《杨家府演义》及元杂剧同,但没有四、八郎失落番邦的故事,这是后人的艺术创作。
京剧《四郎探母》是何时呈现在北京的舞台上的呢?前人的说法亦不尽相同。著名戏曲专家齐如山在其《京剧之变迁》中凿凿地说:“《杨家将》一戏,自《昭代箫韶》之外,先有的《雁门关》。同时张二奎(号子英)由《雁门关》里头摘出一段,另编了一出《探母回令》。《雁门关》中探母的是八郎,此是四郎;《雁门关》中四郎的夫人是碧莲公主,至于铁镜公主乃是韩昌的夫人,此乃将铁镜公主移作四郎的夫人。听人说因当时四喜班《雁门关》叫座,所以张二奎在别班也来排演此戏,又恐人说偷演,于是另起炉灶,编了一出《探母》,故意把铁镜与碧莲弄错,以免别人说闲话等语。”齐氏此说一出,至今仍有许多剧学辞典、剧学书籍也持此说。笔者认为此说不确、无据。
《杨家将》一戏,是先有的四喜班的《雁门关》吗?是张二奎据《雁门关》编的《探母》吗?否!四喜班是在梅兰芳的祖父——著名旦角艺术家梅巧玲在同治十年左右(1871年)做了班主后,才排演了这出一至八本的连台本戏《雁门关》。这一时期,四喜班为了赢得观众,排了众多的新连台本戏,如《梅玉配》《五彩舆》《盘丝洞》《德政坊》《得意缘》等等。四喜班所以能排演如此众多的新戏,因为班里有一位文采翩翩的职业编剧刘三(或牛三),“打”的本子既快且好。且梅巧玲具有创新意识,又当了说话算数的班主,所以新戏才能不断涌现,使四喜班成为当时仅次于三庆班的京剧班社。《雁门关》中,梅巧玲扮演萧太后,无论形象、做派,唱功、念功,都是上乘,尤其是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惟妙惟肖。这一至八本连台本戏,梅巧玲当班主前,未见其出现于京剧舞台上,显然是新编戏。笔者看其剧本,结构、人物、语言都文通理顺,定然是行家里手刘三的手笔。齐如山认为是根据清宫内承应大戏《昭代箫韶》改编的。清宫这出写杨家将的连台本戏,最早为昆弋传奇本,共10本240出,也是根据相关演义编写而成。宫内的演出最早见于道光朝,咸丰朝也有演出,晚清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又有翻为皮黄本的演出。同治晚年梅巧玲演出《雁门关》,绝对不可能从清宫升平署借出《昭代箫韶》的脚本。在这一时期,春台班班主俞菊笙曾从升平署太监手中借来宫内另一承应戏《混元盒》的脚本进行排练,但很快就被发现,他不但立即送还,而且还将小说《封神榜》的情节嵌入剧中,以示并非来自宫内脚本。但连台本戏《雁门关》的某些情节有可能是宫内升平署的太监或昆弋艺人将《昭代箫韶》传奇本的情节说与了梅巧玲,特别是用宋辽议和、南北和好的大团圆作为结尾,更可能是这些人的“夫子自道”,梅再请刘三参考小说《杨府演义》编纂而成该剧。
故此,京剧《四郎探母》绝不似齐如山所云:“先有《雁门关》,同时由张二奎由《雁门关》里摘出一段,另编了一出《探母回令》。”杨静亭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所撰《都门纪略·词场》赫然记载着当时的几大徽班的当家老生,如春台班的余三胜、四喜班的张二奎,新兴金钰班的薛印轩,皆以演《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著称,和春班的青衣汪法林以演《探母》中的萧太后名噪梨园。该剧以西皮调式贯穿全剧。王芷章断言:“《四郎探母》这出戏是余三胜到京后唱得最红的一出,自属于由湖北带来的剧目。”“但张二奎把《四郎探母》改用奎派的唱法来演,和余派不同,这都是事实。”王芷章所说有据。以后奎派老生,如去往上海的孙春恒、冯瑞祥,北京的周春奎、张子玖、许荫棠均以擅演《四郎探母》闻名。特别是张二奎亲传弟子杨月楼,此剧成为他的“杀手锏”,同光十三绝人物图中,杨就是以此剧目入画的。但四喜班梅巧玲演《雁门关》连台本戏时,张二奎早在数年前(同治三年末)便病故了。
综上所述,京剧《四郎探母》是根据汉剧改编,由汉派演员余三胜唱红。其他著名老生,如京派的张二奎等也纷纷效尤。在北京演出的时间起码应该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定在《雁门关》之前。正因为这出戏是余三胜的拿手杰作,故到光绪中期,这出《探母》唱得最好的,应数余三胜弟子、有“伶界大王”之称的谭鑫培。他不仅唱得好,在唱腔上有许多新的创造,而且在表演上也有许多绝活。如杨四郎被擒时翻的“高毛”,起范又高、又快、又圆;《回令》在银安殿戴“手肘”跪着翻两次“屁股座子”,干净利落脆,极符合人物当时的心态。由于该剧行当齐全,除无花脸外,老生、青衣、花旦、小生、老旦均在其中,并各有发挥余地,因此常常在大义务戏或喜庆节日中,众星云集做大合作演出。1949年前,梅兰芳与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陈德霖、王瑶卿、姜妙香、龚云甫、李多奎、萧长华、慈瑞泉等各行当顶级人物多次合作,收到最佳效果,仅略举几例:
1924年,梅兰芳第二次赴日演出前,在徐宅堂会演这出戏的大合作戏,饰铁镜公主,余叔岩饰杨延辉,陈德霖饰萧太后,龚云甫饰佘太君,姜妙香饰杨宗保,慈瑞泉、萧长华饰大、二国舅,阵容相当硬整。
1947年,在上海中国大戏院,也有一次别开生面的《四郎探母》演出。梅兰芳饰铁镜公主到底,四个杨四郎——李少春《坐宫》,周信芳《别宫》《过关》,谭富英《见弟》《见娘》,马连良《见妻》《哭堂》《回令》,芙蓉草饰萧太后,姜妙香饰杨宗保,马富禄饰佘太君,马盛龙饰杨六郎,高玉倩饰四夫人,刘斌昆、韩金奎饰大、二国舅。这场演出,四个四郎中,周信芳和李少春是较少扮演这个角色的,特别是周信芳,这次也特意秀了一把,为这场南北方演员大合作的演出增色不少。
1949年后,由于梅兰芳年事已高,也因这出戏的政治原因,很少演出该剧。但1956年9月,有一次众名演员珠联璧合演出的该剧,几乎将北京的最佳人选一网打尽。五个名老生分饰各折的杨四郎:李和曾《坐宫》,奚啸伯《别宫》,陈少霖《过关》,谭富英《见弟》《见娘》,马连良《哭堂》《回令》。张君秋、吴素秋分饰铁镜公主,尚小云饰萧太后,姜妙香饰杨宗保,李多奎饰佘太君,萧长华、马富禄饰二位国舅,李砚秀饰四夫人,马盛龙饰杨六郎,可谓集一时之盛,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但数年后,该剧即被轰下京剧舞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此剧再度盛演于红氍毹上,众多优秀青年演员和老一辈京剧艺术家都参与演出,扮演杨四郎的有谭元寿、张学津、梅葆玥、关栋天、言兴朋、耿其昌、于魁智、张建国、杜镇杰等;扮演铁镜公主的有梅葆玖、李维康、李胜素、王蓉蓉、史依弘等,其他如萧太后、杨宗保、佘太君等的扮演者,也都是上乘之选。这出戏又恢复了青春,在京剧舞台上再度成为一株奇葩!
(编辑·宋国强)